上世紀90年代初，我有一輛28寸上海永久牌自行車，無論烈日暴曬，還是風吹雨淋，我天天與它為伴。
　　  1990年，組織上安排我當船舶公司船一隊的黨支部書記，隊里有5艘打樁船和輔助拖輪，船員有250多名，“老三屆”居多。農場里回來的小青年，血氣方剛，吃得起苦，干活無需督促，反倒有時候家庭、鄰里的瑣事會影響他們情緒，拖生產的“后腿”。那時的支部書記還真的要管到8小時以外，我就像一名消防隊員，哪里“著火”就趕著去哪里“滅火”，還常常充當“老娘舅”的角色，為他們現場解決矛盾。
　　1994年的某天晚上7點鐘，我剛吃完飯，便接到一位船員夫人的電話，哭哭啼啼地說丈夫和鄰居某某（也是公司船員）打起架來了。我清楚我的那些弟兄秉性，因此擱下電話，騎上我的“老坦克”，從浦東爛泥渡路騎到了老隧道。到了他們家，一看不得了，其中一位船員腦袋上還“掛了彩”，雙方妻子和其他鄰居在旁邊連拉帶抱地勸架也無濟于事。見我來了，兩位船員總算給我面子，暫停動手，爭先恐后地訴說原委。其實是芝麻綠豆的小事，兩家由于在灶臺旁堆放雜物以及合用衛生間產生不便，矛盾逐漸升級至武力相向。
　　我取出隨身帶的卷尺，替他們丈量灶臺尺寸，平均分配，劃好“三八線”，然后又幫他們規定好衛生間使用的時間限制，雙方同意，這次事件總算和平解決。沖突消停了，我明白，做通船員的思想工作首先需要做通船員夫人的思想，一直到晚上11點鐘，兩位船員夫人都表態說以后決不再吹“枕頭風”了。
　　還有一次，打樁船上的兩位班組長對施工生產的程序和方式有不同觀點發生矛盾。放在平時，把兩位班組長叫過來教育一番就是了，但這次的問題關鍵在于，其中一位班組長和我多少有些“沾親帶故”，倘若處理稍有不當，必然會被旁人誤會。我先是在船務會上陳述了我的意見，讓兩位班組長表態，在其他船員共同見證下兩人握手言和。然后我晚上騎車單獨去我那位“沾親帶故”的班組長家里做思想工作。我很坦誠地告訴他，正因為他和我的關系更近，所以我對他的要求就更嚴。
　　我當船一隊支部書記11年，隊里船員兄弟的家都家訪過，也算是“單騎訪百家”吧。從支部書記到黨委書記，使命擔當，就是要做好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為生產經營保駕護航。思想政治工作是我黨優良傳統，核心就是凝聚員工力量。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歲月變遷，三航發展。船員們的經濟條件有了極大改善。我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已經轉化為致力于解決“員工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企業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的“老坦克”早已報廢，換上了舒適的私家車。但是我想，無論時代如何變革，自行車也好，私家車也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終目標都是要抵達“終點站”——那就是人們的內心深處。（講述：謝鋼紅  整理：郭 佳）